上世纪前期，一个在中华民族命运百转千回中产生的“开天辟地”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古老中国的新纪元。如今，这个新纪元在中华大地上，在华夏儿女的生活历程里，在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中，刻下了第90圈的年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年，是探索并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和探索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90年。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是沿着这条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之路前进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经过艰辛探索和奋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以推动“三农”事业发展为“根据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一过程不仅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开了民族复兴的大幕，走出了一条新的大国崛起之路，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三农”问题，至关重要。在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融合过程中，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是关乎民族生存、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是贯穿国家和民族复兴之路及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文明传承等一系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主要是“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演变，充分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主动参与，不促使农业、农村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1840年到1921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的竞争加剧，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掠夺造成中国军阀割据，经济失调，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抗争与探索，都是希望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获得走向现代世界的“入场券”。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自强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没能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因而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1921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逐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使一个东方文明大国重焕生机，使全体中国人面对世界获得了民族尊严。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正是由于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我国全面改革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以持续的发展和繁荣重塑了民族自信。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同样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实践与创造，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实现之时。
认识“三农”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9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和一定时期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路线：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在战略空间上重视农村，在人力资源上依靠农民，在物力支持上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特色。
第二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是逐步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阶段。农业是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始积累来源，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党反思以往“三农”政策的弊病，顺应农民的创造和革新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农村改革的成功为起点，逐步推进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转折。
党的90年历史证明，对“三农”问题认识和处理上的正确与否，成为党的历史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90年中，党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由此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三农”事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坚强“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战略空间上重视农村、人力资源上依靠农民、物力支持上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特色之后，“三农”事业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坚强“根据地”。
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建党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阶段，“三农”是革命力量保存发展、推动全民族抗战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据地”。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三农”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据地”。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为保障工业化任务的顺利实现，党决定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此开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在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做贡献的大背景下前行。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直到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的。正是依靠“三农”提供的巨额原始积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阶段，“三农”是国家工业化超常发展的“根据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率先实行的改革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发布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新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农民收入连年快速增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动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个阶段，“三农”是改革开放和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据地”。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村存在的大量潜在富余劳动力开始浮出水面并大批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辛勤而艰苦地工作，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与此同时，农村的大量土地通过“土地剪刀差”的形式为城镇化发展做出贡献；农业保障了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成为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这个阶段，“三农”是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根据地”。
新“重农论”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三农”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和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做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发展路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在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解决“三农”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以新“重农论”为核心的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理论体系日渐成熟。我们党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开始趋于协调。
从2004年到2011年，接连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这8个“一号文件”始终坚持“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税、牧业税等一系列税负被取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逐步推进，反哺“三农”的力度持续加大，形成了强农惠农的基本政策框架，保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三化同步”的重大任务。突出强调“三化同步”，着眼点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补齐农业这个短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实现了“七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为我国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农”问题仍然是目前我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90年来，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仍然是目前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我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文明国家，农业具有的可以用市场价值衡量的显性价值，以及诸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隐性价值，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基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农业文明的功能与作用，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投入，营造更加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现代化发展环境。
我国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从国际上看，从人均GDP4000美元迈向1万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只用了约10年时间；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多发的“中等收入陷阱”。“十二五”时期，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面临加速外流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农业就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农村就面临凋敝的风险，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可能更加突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当前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表明尽快帮助农民群体超常规增收已经成为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对“三农”的反哺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三农”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巨大，但在国家获得发展中所产生的红利方面显然还分享得很少。全党全社会需要从实现历史公平的角度，更加关注“三农”、扶持“三农”，促进早日形成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发展的新格局。
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中国农民，长期以来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今年4月初，民政部发布了这样的数据：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先烈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180万人左右。这些有名和无名的烈士，毫无疑问，大部分来自于党所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培育出的人民至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精神、知难而进的英雄主义精神、视死如归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灯塔，辉映历史的天空，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在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民又为各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党有责任让广大农民分享发展红利，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们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把为广大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作为神圣使命，为解决“三农”问题营造有利的政治氛围，保障“重中之重”战略的有力实施。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强调党除了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人民服务”至今都是各级政府部门列入座右铭的首选词语。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领导庞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建设，无疑需要巨大的组织成本。但检验这些成本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标准，仍然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很好维护。广大党员干部应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千方百计促进已数十年成为发展短板的“三农”事业的发展，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帮扶困难群体力度，才能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结90年来我们党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对于全党上下形成自觉维护“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的高度认识，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合力，尽快补齐“三农”发展“短板”，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在谈到我们党夺取政权的主要经验时说：“我们先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然后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也注定要在农村取得成功才能大功告成。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党郑重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不仅是对现实的科学认识，更是对党的90年历史的深刻把握，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应从历史的高度认真践行其中的应有之义。
我们要进一步切实纠正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城市倾向，防止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在不少地方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并可能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促进农村基层形成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机统一、和谐发展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结构；要着重防止各种侵害农民利益和“三农”发展的行为，特别要警惕以保护农民长远利益为名而不作为。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表明，就“三农”问题来说，一切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都是：尊重农民的利益和自主权。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只有不以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使农民的现实利益得保护，长期利益有保障，才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三农”对整体工作的支撑作用和长远利益的根本支持。农民拥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即使是一部分农民，甚至是少数农民，他们的自主权也同样应该受到尽可能的尊重和保护。但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更要及时研究撬动农业和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农民失去应当获益和农村应当发展的大好机遇期。
90年来，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历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党中央更明确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确定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发展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回顾总结我们党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历程，有利于铭记“三农”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性贡献，有利于在未来的发展中，从制度安排上加速“三农”事业的发展，促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