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在生产大队(后来改为村)当民兵连长。得知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父亲不假思索地甩过来一句话:“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咧!”
父亲是老党员,当我站在鲜红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他已经有了20多年的党龄。可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十足的倒霉蛋,除了他那代人特有的长身体时吃不饱饭、长知识时不能进课堂读书这种无法抗拒的客观事实外,还遭遇了12岁丧父的不幸,致使他与寡母相依为命,直到17岁那年“嫁”给我母亲,做了那种每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巴腿子”。但父亲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读过三个月的私塾,还能写一两百个常用字,干部讲话他坐在台下能够勉强记得了笔记。这点文化于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挺不简单,因此他较早就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曾几次出任过刘家台生产队最大的官,也就是如今的村民小组长。父亲说他在带领社员在田野里“改天换地”时,我们一家人住在土坯草棚里忍饥挨饿。
“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咧!”这是父亲一生信守的口头禅。
父亲是倔犟的,一生只听党的话,真正是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大跃进”时号召“一心为公”,他撤了自家的屋就贡献给公家;“公社化”时讲“一大二公”,他勒紧裤带也不多要集体一颗粮食;搞改革时提倡“加快发展”,他就敲碎老骨头也不欠村组的一分钱提留款。
获悉父亲患病是在一个水利建设工地上。那年隆冬,田关河摆开了千军万马战犹酣的阵势,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大型排泄渠,负责承接荆州、荆门等四湖上游地区客水,流经东荆河泻入长江。在“三年困难时期”疏挖成河,父亲当年也曾在此流下汗水。40年逝者如斯,父亲垂垂老矣,再次作为挑河民工被征往一线起淤。
起淤是一件极重极累的体力活,三九严寒,滴水成冰,民工们打着赤脚,肩负百斤淤泥,踩着齐裆深的稀泥巴,爬上累死牛的陡坡,翻过一道土堤,一担一担地倒下,并且每天要按规定干足两三个立方,连吃饭住宿都靠自行解决且得不到一分钱。种了责任田或者没种责任田但户口在乡下就必须打堤挖河,这是天经地义的定理。“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的理念,坚强镌刻在父亲骨子里,做事绝不能当“群众的尾巴”。尽管这活路他一干就是一辈子,年满65岁了,还得“老骥伏枥”,跟青壮年劳力们一较高下。
由于此工程属于省级水利项目,市里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由一名政府主要负责人挂帅的指挥部,我被指定为驻地记者。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我随一名副市长到工地巡访,大概是转到十点钟左右吧,我们突然发现正前方发生了一起突发变故,说是一个挑淤老人当场昏倒了。等我们赶过去时,老人已被抬出了河床,只留下一担淤泥陷在那里,周遭是乱七八糟的脚印。待我睁大眼睛看那老人,不禁大吃一惊,天哪!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爸爸!”那位副市长也猛然一愣,似信非信地反问:“他是你父亲?怎么会呀?”周围的乡亲们都帮我确认,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如今这个社会只有冒认官亲的,哪有情愿认领一个“堤夫子”做父亲的,这个不值钱的老鬼当然就是你们当官的老子,他在这里挑了半个月的淤,就屙了两个星期的便血。他们说得我潸然泪下,无地自容。副市长责备我说:“你怎么不早跟我打个招呼呢?别的态我不敢表,减免你三个老人的水利任务是没有问题的。”副市长哪里知道我的父亲是从来不为自己的私事求人的,他的遗传因子也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就这样从工地被抬回了家,弟弟将他送附近的江汉油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结肠癌,且已到了晚期。
没过多久,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弥留之际,他留给我的还是那句话:“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咧!你们这一辈,只有你是党员,现在又做了报社的领导,吃得了苦才能说得起人。”
是的,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父亲的这句话时时回响在我耳边,他不知道他的吃苦基因已经顽强地浸润着我的身体,而我在离开他的日子里,总是用全身心践行他的叮咛,以儿子的身份传承父辈的期望,不会向组织伸手,不会向领导讨价还价,更不会占公家的什么便宜。我曾经是一名公务员,党组织要我改行做新闻记者,我一干就是28个春秋,没有给唯一的女儿留下一点可“拼”的理由,一个人在外延续我的“安贫乐道”。在负责报社新闻业务工作的时候,我连续当了12年的值班总编,签样终审后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归家,如今人过花甲,疾病缠身,依然毫无怨言地战斗在采编第一线。有许多朋友说我,是一个只会“数字”不会“数钱”的傻子,面对世间红尘滚滚浑然不觉,仍然满足于自己的埋头吃苦。
六年前的春节,家人团聚,女儿十分自豪地告诉我说,党组织已经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现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
“当党员就要带头吃苦咧!”面对空手回家的女儿出其不意送给我的一个“天大礼物”,我脱口而出的竟然是父亲留给我的这句话。我惊讶,基因的力量是何其伟大,党员父亲的吃苦作风已经化作家风在一代一代地传承;我欣然,记住一句话,做好一个人,兴旺一个家,我的女儿也将收获一个平淡如水的别样人生,真的挺好!
作者简介:李文山,湖北省作协会员,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多篇作品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