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于农田中的古观象台系统（复原）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的重大发现，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偏僻小村——东坡沟村，展现到大众视野中。东坡沟村名，与北宋中期大文豪苏轼（号东坡居士）有关，苏轼曾任翰林院学士，一生喜爱游览。有一年，苏轼乘轿，千里迢迢，来到陶寺崇佛寺寻找仰祖大师会面。谁料，仰祖大师到沟儿里办事不在。苏轼乘轿顺沟到了洗耳河，在南边沟儿里也没找到人，又返回到陶寺村南的沟儿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苏轼找到仰祖大师说:“今天来到尧舜之都，却左一个沟儿里、右一个沟儿里，有失大雅”。仰祖大师忙上前解释，为了使两个沟儿里有所区别，就说:“是否可用苏大人的号加在沟儿里村的前面，就叫个东坡沟吧！”在座的人都说：“妙、妙、妙！”从此，村名沿用至今。

1958年陶寺遗址被发现，197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1988年陶寺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7年成功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今年6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新一批10家国家考古公园名单，陶寺国家遗址公园成为山西省唯一入选项目，实现了山西省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零突破”。2025年7月1日，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遗址，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延伸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证。它的存在表明，早在4300年前，华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繁盛而且较为成熟的早期文明形态。从气势恢宏的土木工程技术到观天授时的“国家工程”，从神秘未解的朱书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礼制体系，陶寺犹如一处尘封的时光印记，映照着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版图。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观象台”的发掘过程始于2002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中期小城东南发现编号为IIFIT1的大型夯土基址，推测其可能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该基址为大半圆形，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由环形路基和台基组成，背依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Q6），基址上有13根呈半圆形排列的夯土柱，柱间形成12道缝隙。它们“墙不像墙，路不是路”，引起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时任考古领队何努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求证、模拟观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天文学家初步证实，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特定的观测点和三层夯土台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

起初，这些夯土柱和缝隙用途不明，受《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启发，天文学家研究发现，通过夯土柱间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轨迹，陶寺先民可精准划分20个节令，成为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这表明当时的陶寺的圣贤君王已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农耕、颁行天下。

为验证其功能，考古队于2003年12月21日至2005年12月22日进行了73次实地模拟观测，结果与理论计算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其天文观测功能。最终，考古人员确定了夯土台中心观测点的位置，观测点遗迹与12道缝隙构成完整系统，年代为陶寺中期，证实了陶寺古观象台是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之一，比英国巨石阵早400多年。

观象台反映的是当时先进的“科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工程，也是最早的“问天系统”。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农业生产的“刚需”，依据观象而诞生的农时划分，可以很好地指导以陶寺为中心的华夏先民应时而作，开展统一的农事活动。

复原后的陶寺古观象台夯土柱

谷雨时节，雨水逐渐积聚成河流，浮萍在河面蔓延开来，布谷鸟的鸣叫声声悦耳，催促着先民播种下一年的希望。“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也许，我们的先民从那个时期就创造了口口相传的《诗经》，一直流传到现在。作物的种植与节气密切相关，甚至于说，正是为了农业而创造了节气。可以想见，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观象台，掌握了“不违农时”的底层密码，早期的农耕文明便在这里日渐走向成熟。

目前，我们已经在原址处复建了这个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经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爱好者寻访至此，搭起帐篷、观察拍摄，沉浸式体验先民们追光逐影的创举，感受经天纬地的文明初象。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除了著名的“古观象台”外，还有一系列极具历史价值的重大发现，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最早中国”的文明图景：

1. 城址与宫殿——最早的“都城”雏形

28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距今4300至3900年，是目前黄河中游地区最早、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

宫城结构清晰：发现类似后世“宫城”的内城，1号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之一。

阙楼式建筑：宫城南门发现“阙楼”遗迹，兼具防御与礼仪功能，开创了后世都城制度的先河。

2. 王权与礼制——阶级分化的铁证

金字塔式墓葬结构：大型王墓随葬鼍鼓、石磬、陶鼓、玉钺等礼乐器，小型墓则空无一物，显示严格的社会等级。

最早的礼乐制度：礼器组合固定、数量一致、位置对称，表明“礼乐制度”已初步制度化。

王权象征：玉钺、龙盘、铜铃等器物体现王权与军事权力的结合，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

3. 文字与符号——汉字起源的关键节点

朱书文字：扁壶上发现用朱砂书写的“文”、“尧”二字，比甲骨文早近800年，是目前最早的汉字实物之一。

“中国”二字的雏形：另有陶壶上出现“中”、“国”符号的雏形，被认为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表达。

4. 铜器与科技——史前工业的高峰

中国最早的红铜礼器群：包括铜铃、齿轮形器、铜蟾蜍、容器口沿等，显示已掌握范铸技术。

天文观测工具：出土“齿轮形器”可能为天文测量工具，与观象台功能相呼应。

5. 仓储与手工业——国家管理的雏形

大型仓储区：发现整齐排列的窖穴，容积巨大，表明国家对粮食和物资有集中管理能力。

手工业作坊区：设有专门区域用于制陶、制玉、铸铜等，体现分工明确、管理有序的“国家工业体系”。

6. 龙图腾与信仰——华夏文明的符号起点

彩绘龙盘：陶盘内壁绘有“口含谷穗的龙形”，被认为是最早的“龙图腾”实物，可能与“尧”的传说有关。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具备城市、青铜器、文字三大传统文明要素，并发展出王权、礼制、社会分层、天文观测、国家管理等更具中国特色的文明标志，被学界视为“最早的中国”，更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复原后的陶寺古观象台观测点

在陶寺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过程中，村民不是旁观者，而是共建者。根据多个遗址公园的成熟经验，我们将以产业共建，把“日常”变成“体验”形式深度参与到其中。

一是激活农业。将普通农田改造为“观象授时”主题农田，春分播种、秋分收割，成为研学打卡点。村民在种植小麦、玉米、小米等史前作物，参与“春分播种、秋分收割”研学活动，一边观象，一边参与农事劳作，形成“农田即展陈”、“耕作即传承”的运营模式。

二是拓展手工业。复原陶寺出土的铜铃、彩绘陶器、漆木器制作技艺，将成品制成办公室、客厅、书房摆件，当作本地的伴手礼。成立“手作工坊”，以合作社形式让村民参与非遗工坊的经营与分红。

三是丰富服务业。鼓励外出青年返乡参与数字化展陈、短视频传播、电商销售文创产品等，将村民培训为“文明讲解员”。在固定节庆表演天塔狮舞、丁陶鼍鼓、晋南威风锣鼓等非遗活动。

作为村里第一个“95后”大学生，第一个女书记，我也将把自己的未来与东坡沟村的未来、村民的未来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不是“把村民搬出去”，而是“让村民留下来、富起来、讲出来”。只有把村民变成“遗址守护者、文化讲述者、产业受益者”，考古公园才能真正“活”起来，成为可持续的文明社区样板。

作者系山西省襄汾县东坡沟村支部书记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