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面对 “三农”工作第一 线的基层干部，就为什么要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如何推进乡村振兴讲五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促进乡村振兴就是要振兴乡村特有的功能
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实际做出的重大部署。我们通常讲乡村振兴就是要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主要讲的是乡村振兴的任务和目标。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里明确提出的，促进乡村振兴就是要振兴乡村特有的功能，这一提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城乡具有不同功能的角度加深对乡村振兴的理解。我们知道，城市有城市的功能，乡村有乡村的功能，促进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把乡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而是要把乡村特有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乡村具有什么特有的功能呢？一般地讲，乡村具有三大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二是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三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为什么要振兴这三大功能呢？就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上，乡村的三大功能都面临着弱化甚至是衰落的风险。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的产量首次达到1.4万亿斤，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需求侧消费升级和供给侧成本抬升的叠加变化，我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趋紧，这突出地表现在蛋白类食物的供求缺口不断扩大、进口量不断增加上。据测算，2000-2022年，我国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从96.7%下降到76%，大约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的状况不仅不会改变，而且更趋严峻，在风高浪急的国际背景下，更加凸显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资源调查，2019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比10年前的“国土二调”减少了1.13亿亩，要确保实现国家要求的到2030年全国耕地保有18.25亿亩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22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农业面源污染已超过城市生活和工业点源污染，成为首位的污染源。又据测算，农业农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15-20%，同样面临碳排放双减的压力。再加上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亟待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的根基在乡村。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已出现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并存现象，一方面是城镇化加速推进，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劳动力、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大量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乡村“失血贫血”和活力不足问题突出。我前几年在安徽、江西、四川分别调查了三个村庄，这三个村庄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不是正常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而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原因是村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农村的过疏化，不仅带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同时也预示着传统农耕文明面临着衰落的风险。所以我们说，促进乡村振兴，实质上就是要把乡村所特有的、全社会发展进步须臾不能离开的、同时又面临着弱化和衰落风险的功能振兴起来，这样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的本质。
二、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刚才我讲到，近20年来，我国蛋白类农产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呈下降趋势，其中粮食每年需进口1.4-1.6亿吨。可能有同志会问，为什么20年来我国的粮食产量从4.6亿吨增加到7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365公斤增加到近500公斤，反倒粮食和食物越发不够了呢？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从需求侧看，食物消费升级了。近2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了，而由粮食转化来的肉禽蛋奶等蛋白类食物的消费量大大增加了。生态学上的林德曼定律告诉我们，在生物群落中，后一级生物从前一级生物能够有效转化过来的能量只有1/10，其他的能量都在转化过程中被分解或失散掉了，所以又叫十分之一定律。这就是为什么随着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粮食反倒显得不够、国家粮食安全的数量底线也会随之抬升的生物学原因。
其次从供给侧看，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了。2005-2022年，是我国农业成本上升最快的时期，三种粮食的亩均成本从425元增加到1253元，年均上涨6.6%。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致使我国大多数农产品失去了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是导致大量农产品进口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国际视角看，日本经济学家大塚启二郎先生认为，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的农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先后碰到三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即粮食不安全问题、部门收入不平等问题、高收入阶段因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带来的食物自给率下降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同样契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农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解决了粮食绝对短缺问题，新世纪以来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初步解决了部门收入不平等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且还没有破解的，就是因农产品竞争力下降而带来的食物自给率下降问题，这是新阶段上我国农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
我国适度进口农产品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把农产品的供求平衡完全寄托于国际市场，不仅不现实，而且还会受制于人。所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首先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正像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乡村振兴的实践。据我的观察，各地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做法大体可以归并为两类，一类是以农业作为第一车间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提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主，不限于粮食和初级产品，也包括经过加工转化后的食品；另一类是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代表的田园综合体模式，这种模式提供的主要是服务产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两种模式呢？我的看法是，这两种模式分别指向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体现了做好“三农”工作的两大政策目标，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从全局和普遍意义上讲，乡村振兴首先应把提供农产品有效供给放在第一位，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和乡村积极发展农文旅。当然，这两种模式又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能把两种模式融合在一起就更好。
三、乡村产业振兴特别需要在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乡村资源的再开发上下功夫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变乡村传统的资源要素利用方式，推动生产要素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跃迁并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到了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到了从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支撑过去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端的变化。过去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约束是要素投资不足，是短缺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常常苦恼的是要素投入不足，是粮食产量上不去；而现在我们常常苦恼的不再是农产品生产不出来，而是很多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卖出去卖不了好价钱，这说明需求制约已上升为突出的矛盾。二是供给端的变化。随着农业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投资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三是环境的变化。多年的粗放式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承载力明显下降。因此，农业农村的发展模式必须向创新驱动转变，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实现更新旧动能和培养新动能的接续转换，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所以，农村的资源还是那些，但是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就要做深度的调整。比如，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且加工业作为农业的中间需求，还可以带动整个农业生产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2.53∶1，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0.8∶1相比是大大进步了，但是与发达国家的4:1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我国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大有潜力。再比如，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开发新业态，也可以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农村电商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2023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49万亿元，是10年前的22倍，农村网商数量达到1730万家，比2018年增长了75.6%。电商作为更便捷的商业模式，不仅增加了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而且还带动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又比如，大力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也是乡村最具成长性的开发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乡村旅游业的兴起。相对于城镇高密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乡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空气、传统文化和悠闲情趣反倒成了稀缺资源，这就是乡村价值的再发现。这些例证都说明，乡村的资源还是那些，但是只要适应新的需求，进而改变乡村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乡村产业振兴是大有潜力和广阔前景的。
实现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和资源的再开发，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要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子。没有城市现代生产要素下乡，没有城市现代生产方式的引入，乡村资源的再开发是很难的。我国目前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要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体制障碍，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为城市赋能乡村振兴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二，要以农民为主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调动农民使用新技术、发展新业态的积极性，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环环紧扣起来，在更新旧动能的同时，着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正把小农经济引入现代生产方式。第三，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着力培育乡村经营型人才。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是创新驱动的两个轮子，必须一体推进。相对于技能型人才，当下乡村振兴最需要也最短缺的是懂市场、善经营、会管理的经营型人才，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优化配置资源的核心力量。中国农大和腾讯公司合作开展的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育项目，累计培训了11万人次，非常好，正是农业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建议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将目前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体系拓展为乡村CEO培训体系，更好地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
四、建立龙头企业与集体和农民的紧密型利益联结要水到渠成
乡村产业的开发，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必要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通常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方式，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与集体和农户的利益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败得失，而要真正处理好三者利益关系又并不容易。
在实践中，三者的利益联结大体上有四种方式：一是“订单农业”方式，就是龙头企业给农户下订单组织生产，农户按要求交售农产品，双方按合同价格结算，是比较单纯的市场关系。二是租地建基地方式，龙头企业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建立生产基地，企业负责基地的开发和经营，农户除了拿到土地租金外，还可以在基地打工拿到劳务收入，这是比“订单农业”联系更紧密的一种方式。三是“利润返还”方式，比如浙江的丝绸公司，采取保底价收购蚕茧，再从公司盈利里拿出一定比例返给集体和农户，这种方式就更加稳定了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四是股份合作制，就是龙头企业以资金、技术、机器设备入股，集体和农户以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机制，这是利益联结最紧密的一种方式。
选择哪种利益联结方式是市场行为，要由农户和企业去选择，不可采取行政强制的办法去硬推。现在的问题是，在实践中，龙头企业与集体、农户大多采取松散的利益联结方式，采取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特别是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少而又少，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这里既有企业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民的顾虑。企业认为，我已经给农民付了租金和薪金，没有必要再给农民分红了，而且不愿意集体和农户参与企业的决策，产生了矛盾不好解决；另一方面，农民也不愿意，农民更看重的是眼前利益，对入股合作不感兴趣，不愿意与企业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也不愿意绑成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发展紧密型利益联结是我们的政策导向，但真正实行起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至少有三条：一是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批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农户谁也离不开谁；二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了合作社，就可以降低与企业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三是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培育农民的契约意识。因此，发展紧密型利益联结要讲究条件，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水到渠成。
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色和质量。过去，村集体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往往是少数干部说了算，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漠不关心，所以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村集体经济有两块经营性资产：一块是土地，40多年前的家庭承包制变革，把这块资产界定清楚了；另一块是非土地的经营性资产，我们讲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指的是第二块资产。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将集体的经营性资产清产核资、划定股权，确定成员权，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组建股份合作社。财产关系清晰了，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了，才能促进集体经济更好发展。
但是这里我要讲的重点是，要注意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种所有制形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有村民的合作性，又有地域上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表现为成员权是不能流动的，即便是股改之后，股权也不能跨社区流动，而只能作为集体分红的依据。集体土地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与城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相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看起来好像形态上差不多，但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根本的区别点就在于城市企业的要素是可以流动的，而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不能流动，因为村集体经济是不能破产的。从法律规定上看也是这样，企业适用于公司法，但公司法不适用于村集体经济，所以我国的民法典才给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设立了一个特殊法人地位。
那么，资产不能流动的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和市场经济对接呢？这里的办法就是，由改革后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拿出一块资产另外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个公司是有限责任的，股权是可以流动的，公司也是可以破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要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接，前提就是要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