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联村“老吴”

　　作为典型的苏南模式村庄的党委书记，吴栋材更像一名实业家。在政治波浪中把一个偏僻的苏南村庄改造成知名企业和富裕村之后，历史赋予老吴的下一个使命又是什么？

　　74岁的吴栋材坐在敞亮的办公室。办公桌的一角端正摆放着今夏胡锦涛总书记与他握手的合影以及一尊邓小平的全身像。房间中央是一架朝向窗外的望远镜，可以从这间八层楼上的房间眺望全村。

　　近30年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的永联村，“老吴书记”吴栋材，却更多是一位企业家。“村企合一”的中国乡镇发展模式由这位长着特殊神经的复原转业军人奇迹般地延续。而经过一代人近乎偏执的开拓，这片从前的长江荒滩已经成为一座成功的钢铁企业，一个城市化的村民社区，和一万多名新移民的家园。

　　“即使有一天我不干了，只要后人还顺着现在企业和农村发展的方向走，就没什么让我放不下的。”这位自1978年一直兼任永联村党委书记的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永联村的两万多名原住民和新移民之中，老吴的故事已是传奇。而随着老吴书记已过退休年龄，现在的永联村民更多地谈论着，未来谁能从他手里接过这个“奇迹村”。

　　和谐得惊人的村庄

　　不见强拆，不见污染，甚至不见超生，如今已经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村庄。然而，永联村却保持了这样的平静和有序，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里看上去都是一座无忧无虑的苏南小镇。

　　一条永联大道将这座有着两万居民的村庄整齐分为生产区、生活区。村子的一半是年产钢材千万吨、年产值近300亿元的永钢集团，另一半是村委会投资建设、供两万多人集中居住的永联小镇。

　　由一个小轧钢厂发展起来的永钢，如今的实力稳居全国企业500强前列，它甚至拥有两座万吨级的独立港口。走进厂区，可以发现企业秩序井然。一天倒三班的职工走在路上大多面露轻松神情，与络绎不绝的访客谈笑。

　　出了厂区，可以看到林立的公共服务设施。小到健身室，大到千人剧院，全部免费对居民开放。走进居民区，更是处处体现着社区的亲近。小镇入口处超市和菜市场里早晚市都挺热闹，多是永联村自主开发、生产的食品，商贩们说最受欢迎的自家腌制的雪里蕻菜和农家特制的卤豆腐。

　　70岁的王桂兴和老伴蒋英梅喜欢没事逛逛菜市，不为买菜，只为和大家寒暄。二老每月有近千元的养老金，年终还有一千元的文明家庭人均奖。“我们不用儿子和女儿的钱，村里发的福利够用的。”曾经历过永联村最穷苦日子的王桂兴对如今的生活很满意。

　　和王桂兴年纪相仿的老人都知道，由当年213家贫苦农户的偏僻村庄走到现在，永联村的变化和吴家多年来家族企业式的经营密不可分。

　　上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农村巧妙利用集体经济，“村企合一”的乡镇工厂遍地开花，甚至连费孝通先生也称之为“苏南模式”。然而到了90年代末，“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却又因为地方政府的过度钳制而丧失活力。

　　但永联村却通过股份改制，破天荒给了永联村集体25%的股权。企业产值越做越大，村集体的收入也等比增长。这一挂钩让企业的经营状况与职工、村民都休戚相关，永联人风险共担，盈利共享。如今，在永钢集团稳居全国钢铁企业龙头的同时，永联村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和老有所养。

　　在今年11月于江苏江阴市举行的全国“村长”论坛中，永联村名列中国村庄经济百强名单第7位，它已保持在全国十强村前列十余年。

　　“这个村子和企业都打着吴个人意志的烙印。”在永联村做过六年田野调查、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焦新望如此概括。

　　永联村近年来的发展势头，让这里的新移民也感到新奇。永钢车间27岁的机械自动化工人刘中峰是山东菏泽人，2002年大学毕业来到永联村，在这里结婚，生子，并打算定居下去。

　　“我感觉这里的许多理念和其他地方比是很超前的。这里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经营，然后福利共享，这应该是中国农村未来许多年的发展趋势。”这名“新移民”说。而像刘中峰这样的年轻高知群体，在永联村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

　　谈到对于生活现状的感受，无论老居民、新移民都话中有话，而且一般话说不到两句，便会提到一个人——老吴书记。

　　从“贫困村”到“十强村”

　　吴栋材眼神炯炯，让人觉得睿智而淳朴。军人的腰身依然耿直，宽厚的双手握手时非常有力。

　　32年前，第一次走进“南丰公社二十三大队”的永联村，吴栋材全然想不到他会一直呆到今天。

　　当时永联村还是一片滩涂。上世纪70年代，地方干部率农民围垦造田，却遭遇自然灾害，饥荒连连。打开一张早年间公社时期的平面图，以土堤围垦而成的自然村落如涟漪一般从长江泥沙堆积的源头开始自西向东扩散开来。江水、海水此消彼长，在这里种什么都难。

　　但时代来到1978年，中国的私有制企业开始从“被消灭”到发展壮大，在善于经营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也快速成长。正是那时，老吴作为跨村干部来到永联村。

　　他的老领导这样向当时二十三大队的组织委员推荐：“有一个人，能力是有，就看他走不走正道，看你们敢不敢用。”

　　吴栋材年轻时去过朝鲜战场，被炸断了右手手指。复员后又入过许多行，有一阵子甚至卖过棺材板。

　　听说二十三大队如何穷和乱，老吴的妻子陆汉琴泪流满面，吴栋材也很犹豫，他不能失败，不然一家五口都没饭吃。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做好家属工作，自带铺盖，骑自行车来到了永联村”。那是1978年7月28日上午。老吴清晰地记得这个确切时间。他的奋斗由此开始。

　　在永钢引以为荣的村史档案馆里，完整保存着吴栋材从上任伊始至今30余年大小会议的讲话稿、记录稿，近百本。从这里一览老吴的前半生，他在永联村是一位“孤独的王”，事必躬亲。

　　永联村当时的创业气氛也十分独特。江浙一带吴越文化里务实、精细的风格，加上老吴“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使本地固有的利益群体很快被打破。据老村民苏红妹回忆，永联村当年的气氛比较开放，她说：“各种血缘关系没什么作用，人与人竞争主要靠本事。”

　　为给永联村谋生，吴栋材多年里办过不下20个厂，从翡翠加工到显微镜片无所不碰。而最赚钱的要属围垦养鱼。单是1980年，全村不仅上缴1万斤鱼，还额外盈利8000多元。吴栋材说，这是永联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老吴“军人企业家式”刚烈风格让永联村的“工业化”进程一度十分乐观，但他还不知足。在“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兴起的1984年，他拉来镇里的供销社，共同出资30万开办永联轧钢厂，并亲自上阵拉客户。有一次，为了卖出一单产品，老吴在客户面前仰头将一瓶白酒灌下肚，客户当场签单。

　　“我做事情，就是要把自己想到的、看到的，都付诸行动，能做多大就做多大。”吴栋材说。

　　轧钢厂壮大起来。但直到觉得自己分身乏术，老吴才想起自己的子女。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接班。每个孩子都反抗过，但最终，还是被父亲一一说服，加入了永钢和永联村的管理。

　　老大吴耀芳有十余年供销社的业务经验，于是担任集团总经理；次子吴惠芳曾任贺龙打造的英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的政委，战功卓著，善于“带兵”，于是经村委会推选，担任起永联党委副书记，开始管理村务；女儿吴惠英是南京化工学院1979级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其化工背景恰好帮助她负责集团的产品开发。

　　永联村的家族式经营，就此开始。如今，吴家四位成员拥有永钢集团的股份之和，约占企业的18%。

　　和老吴书记共事多年的老干部杨玉飞说，永钢的成功离不开吴家的经营智慧。“但这不是说吴家垄断了永联村。永联村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多年来它既属于企业和职工，又属于村集体，属于村民。”

　　然而，无论是老吴还是小吴，对于吴家在永联村的掌控都和外人有不同的看法。

　　“永联村的实质，是老吴书记等早期创业者创造出来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本身不是家业，更不姓吴。”吴惠芳说。五年前，他放弃了在南京军区精英部队的发展机遇，以大校军衔退伍返乡。他现在协助父亲担任永联村党委副书记，并且为永联和永钢引进了许多优秀的退伍军人。

　　吴家对于永联村的经营考虑得一直十分现实。老吴书记曾辞退了从原料采购中牟利的妹夫钱永环。经旁人百般劝说，钱永环才在离职12年后返回企业，却不能再做采购，只能当车间安全员。

　　研究者焦新望认为，正是吴家先进的企业家理念才让永联村和永钢成为“黑马”。1998年，当曾备受推崇的“苏南模式”遭遇了巨大挑战。一大批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这一时期由于政资不分，企业管理愈发混乱，效益低下而导致关门。而永钢也在此时开始了对自身缺陷的反思和修订。

　　“家族制经营，加上企业家强人作为领导者，企业负责人即使有党政兼职，也以独立的企业家身份‘挂名’，这实际还是一种由‘实业家控制的企业’。于是，永钢在与国有企业的比较中更务实。而且永钢的独立性相对较强，其经营目标清晰，高度市场化。”焦新望总结道。

　　据称，老吴还曾因看不惯地方上虚假风气的泛滥致信上级，得罪了领导。感慨之余，吴栋材书写下一副对联高高贴在永钢大门：“知难而进脚踏实地干是真，表里如一莫图虚名诚为本”。

　　“和谐村”的未来

　　无论是永钢还是永联村，今天的运行都像一条畅顺的生产线。吴栋材已不用为之费心，而是经常率团赴世界各地考察游历。

　　然而，如今的老吴却在年纪上面临一个略为尴尬的境地：作为企业领导，他在体力和精力上都能继续掌控集团；但作为老干部，自己的岁数已经属于特殊情况下的“老革命”级别，应该考虑急流勇退。

　　但老吴表示，他现在还没觉得累，还可以继续实现他的抱负。对于永联村的未来，他已经为第二代、第三代设计出清晰的路线：大儿子主抓企业，二儿子主抓村务，职权略有交叉；之后，老吴则倾向于让吴家退出，从企业的社会资源中选拔继任者。

　　“一个大型企业，如果只能靠家族制传代，就意味着它不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了。”吴栋材说。

　　老吴的孙子、外孙、孙女都不会再进入家族企业了。他们如今都在海外留学，学成归来的大孙子现在被安排在北京一家投资公司锻炼。“如果他们想参与企业的管理，没有全面的素质和实践经验不行，而且无论对企业，还是他们自己，都不是一件好事。企业和村子的第三代应该从企业中最优秀的人员中选拔，而吴家的未来要用双手自己来承担。”老吴说道。

　　老吴书记已经有意退出前线，把舞台留给两个能力极强的儿子。两位“小吴”经常同台出席各类公关宴请，一个被称为“吴总”，一个被称为“小吴书记”，吴家的烙印仍然影响着永联村的走向。

　　谈到父亲对后人的设想，两位儿子都极为赞同。长子吴耀芳说：接班的问题要看村集体的决定。老二吴惠芳则说：自己实现的就是父亲的事业，别无苛求。

　　老吴书记对选择接班人的回答也相当巧妙：“如果我一定要指定哪个儿子来接我的班，可能做两年就做不好了。当我退下不干的时候，就不是我说的算了，下一任是由党委、村民和职工决定的，我想那时永联村的领导比我想得更全面。”

　　无独有偶，老村民王桂兴对接班问题的看法也和老吴相似。“谁接班还不好说呢。两个儿子都优秀，最后还得看村委会的决定。”他说。

　　今年9月，永联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了第四次换届，老吴书记继续留任，除了吴家三位成员和几名村委元老留任外，还有两位永钢培养的年轻干部也进入永联村这一微型的管理核心。老吴说，这是给企业和村子的未来铺路。

　　每天早晨6点50，习惯早起的吴家三代人都会在南丰镇的家中围坐一桌吃早饭，这是每天难得的家庭时光，尤其是家中的男人们还经常为企业外出奔波。

　　儿子吴惠芳说，每天的家庭时光十分温馨。“谈论的话题一是家务分工，二是今天各自在公司要做的事情。”老伴早逝，老吴更享受与子女相处的时光，他说，有些时候把具体困难放到桌面上，一家人更好互相关照。

　　为此，常来考察的学者们为永联村总结出又一条管理优势：管理层“沟通成本”为零。

　　在与老吴私交甚笃的焦新望眼中，老吴既是一名治家有方的长者，也是值得自豪的家长、父亲、丈夫，吴家甚至继承了古往今来“吴文化”的实干作风。

　　现在的老吴，心不老。“对于我来说，多少年来都无怨无悔。等到下一届党委换届，如果我的身体还好，呆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即使不可能事必躬亲，但还可以有一部分承担。有生之年，干好了，干足了，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抱负的实现。”老吴说。

　　(本文采写参考了焦新望先生《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记事(1970—2002)》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