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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厅官、12年村官,朱有志:无论什么岗位千万不要高高在上
作者:何强 校对 吴兴发 点击数:75 更新时间: 2022-07-29 来源:新京报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首届社会贤达推选结果出炉,其中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朱有志被评为“十佳”社会贤达之一。

  出生于1953年的朱有志,还有一个身份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他担任厅级干部21年,临近退休,多次辞谢民办高校100万和企业200万年薪的聘请,“讨”了个村官做,担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从厅官变为村官,朱有志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开慧村从省级贫困村变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厅官退休为何去当村官?当村官有哪些群众工作法?如何带领开慧村走向致富之路?近日,朱有志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朱有志

  谈选择当村官

  “不要一分钱、不要一分地、不要农村户口,不会在开慧村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新京报:厅官退休后当村官,这不多见。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朱有志:1995年元旦我任湘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99年任常德师范学院院长,2001年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卸任院长,继续担任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2016年我正式退休,当了21年的厅级干部。

  从2009年开始,我兼任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一直到现在,我当了12年多的村级干部。这期间的任职经历有重合。

  当了21年的厅级干部,又当了12年的村级干部,这是不多见。很多人称我为“道德模范”、“好人”、“君子”等等,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当村支部书记,不是为了当君子、当好人、当乡贤、当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颗“螺丝钉”,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为党巩固农村阵地做一点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尽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

 

朱有志在开慧村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朱有志:我是党培养的理论工作者,应当为党做好理论侦察兵、当好前沿理论战士,对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做一些前瞻性研究。一句话,要为行动而思想。我一直在思考,在全国上下齐心走向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30多年以后,农村怎么办?在党治国理政的大格局中,我认为不应该忽视农村这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于是,2007年,我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2008年,我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提出要把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看成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该怎样占领农村阵地、怎样守好“三农”压舱石、怎样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退休后,民办高校以100万年薪、企业以200万年薪聘请我,本来我是可以名正言顺拿的。但我认为,作为一名老党员,在党最需要占领的阵地上,我不去当第一书记未必存在我这样的人愿意去,但拿高薪的大学校长和企业家,我不去自然有人去。因此,我决意在党需要而又未必有人自觉去的地方,用燃烧自己的生命、时间、利益的方式向社会表明,我们党重视“三农”工作、重视集体经济、重视粮食安全,我们要把“三农”这个治国理政的“压舱石”紧紧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

  其实,这也是我做理论研究的一个切入口。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而研究者还必须要与农民有感情,对农业、农村熟悉。这样的研究才有力度、有深度、有说服力、有战斗力。

  新京报:为何会选择开慧村?

  朱有志:当时我就想找一个农村工作观察站,通过躬耕陇亩的实践来发现农村基层工作的难题和农民的困难,通过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给党做好理论参谋工作。2008年,湖南省委在长沙县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吃饭时我就向时任长沙县委副书记说,我能不能到长沙县的一个村里任个职。他很高兴答应了,并说,我们正在重点发展开慧镇,那你就到开慧村当村支部第一书记吧。听到是开慧村,我说,那好!恰好还可以为建设好烈士家乡尽点绵薄之力!

  20091216日,我正式兼任开慧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13年卸任省社科院院长后,我把自己定位为“开慧村民”,一心一意干起了村官。

  新京报:你当初给自己提出了哪些要求?

  朱有志: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一分钱、不要一分地、不要农村户口,不会在开慧村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干部怎么当?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新京报:你刚去开慧村的时候,开慧村面临哪些发展难题?

  朱有志:那时的开慧村,是一片红色故土,虽然有绿水青山,但却是省级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我在长期调研观察和理论研究中看到,农村发展缓慢源于集体经济弱、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开慧村也存在。

  新京报:你如何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朱有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当代中国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前些年,村党支部书记面临的是眼前无山、脚下无地、身边无人、袋中无钱的窘况。村支部找不到人、兴不了业、干不成事,没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老百姓怎么会听你的呢?村支部的作用被虚化、弱化、边缘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少数村的山林、房产、学校等在几十年前就租给个人或单位,没有什么集体资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非常困难。

  村干部怎么当?集体经济怎么发展?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些年,开慧村走出了一条路径,我总结为“激活红色‘三资’,壮大新型‘三资’”。

  新京报:可以详细介绍吗?

  朱有志:红色“三资”是指红色资源、资产、资金;而新型“三资”,指资本、资金、资格。

  从党的工作视角看,由于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尽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仍然是集体所有,是公有制的。因此,山、水、田、地等自然资源都是红色自然资源,而房产等就是红色资产,党和政府拨给农村建设的资金就是红色资金。这些红色资源、资产、资金一经激活,作为村党组织带领群众用来走向市场,就成了新型资本,在市场中增值的资金就是集体经济,即新型资金。资金多了集体经济就多了,党组织领导农村、服务农民的资格就更强了。

  这些年来,我们将开慧村的山、水、田、房、土地等资源,通过置换、流转、引入资本等方式激活;把原老村部、废旧的房子等资产变身为村小学、幼儿园、加工厂等;将上级拨付的各类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比如修路、修渠、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等。

  在这一过程中,村支部同志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激活后的红色“三资”就是我们村的资本,我们将其导入市场,比如幼儿园的租金、土地流转的分红等,将其转化为村集体资金。集体资金壮大了,党组织引导农民的资格也就增强了。

  我们开慧村通过这些办法破解了集体经济薄弱的窘境。5年来,新建道路3.8公里、“白改黑”20多公里,家家户户通上水泥路;河流治理、“厕所革命”、垃圾分类、“美丽屋场”创建、“五零”村建设等也如火如荼,开慧村开启绿色发展蝶变之旅。现在开慧村每年的集体经济已经突破了100万元。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发出捐款号召,不到3天全村捐款达到26万余元。开慧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谈传承开慧精神“把开慧精神提炼出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新京报:开慧村在基层党建方面,探索了哪些经验?

  朱有志:我把开慧村的经验总结为5个“于”,不断夯实党建基础:

  一是勇于举旗帜,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学习领袖原著,传承开慧精神。

  二是敢于亮牌子,号召党员在“线上”、家庭、外面、节日庆典和义务劳动中主动亮出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勤于闯路子,探索“企业—党支部—村民”组织联动机制和“红色资源—红色资产—红色资金—新型资本—新型资金—新型资格”的集体经济生发机制和路径走向。

  四是乐于登门子,通过党员联户、上门服务等方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每户群众必须有党员联系,把党的领导通过“双向四层联动体系”建构的方式固定下来。

  五是精于做框子,用党规党纪和村规民约教育管理村里的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抓实党小组学习的“排、催、查、报、评”五字要求,抓严对党员干部的“四不”要求,不拿村民一包烟、不吃村民一顿饭、不贪集体一分钱、不厚自己一亲友。

  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距离“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烈士家乡、弘扬开慧精神、率先振兴乡村”的目标,还差很远。

  新京报:开慧村是如何传承开慧精神的?

  朱有志:我们都知道开慧村是革命先烈杨开慧同志故里,但以前是没有提炼“开慧精神”的。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开慧精神提炼出来,即“忠于信仰的革命精神、勤于学习的科学精神、乐于助人的利他精神、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在杨开慧同志短暂的一生中都能找到依据。用这五大精神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

  我们先后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杨开慧》《杨昌济》,将所学所思所悟编成《开慧村语》,推出开慧村村歌《村民最听党的话》,被村民广泛传唱。每年举办一次开慧母爱文化艺术节,在春节、清明节、杨开慧同志诞辰纪念日等,组织村全体党员去集体拜谒,号召村民组长带领群众、儿女及孙辈参加。开慧村还与韶山村结成兄弟村,党支部在每年1226日去韶山拜谒毛主席。学校从幼儿园开始,要开设课程学习开慧精神,从小传承红色基因。总之,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开慧精神。

  谈群众工作法

  “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

  新京报:当过厅官后又去当村官,与其他村支书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朱有志:原来我在大学和社科院工作时,领导的是知识分子,我是评教授的教授、管教授的教授;现在领导和服务的对象是农民。由于文化差异和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民有些话听不懂、听懂了做不来、做来了做不好、做好了最后没效益。当了厅官又当村支书,有人开玩笑说我,能说洋话(英语)、会读古文、敢打官腔(作报告)、爱讲土话。当村第一支书,我和农民一起下地、一起插秧、一起打稻、一起修路、一起架桥,一起流汗、一起流泪,真正和村民有了感情。

  跟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厌恶的是你看不起他,烦你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就要求我和他们一样去干农活,要放得下架子、弯得下腰子、挽得起袖子、迈得开步子、挣得了票子。如果你高高在上,农民也瞧不上你。要通过修路架桥、插秧打稻等各种活动,跟他们一起流汗,真正融入他们。

  新京报:你还和村民一起下跪,是什么事情?

  朱有志: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八九十岁老人去世了,去拜祭的人要下跪。我去了之后,放下架子,他们的子孙下跪,我也下跪。尊重农民,他们对你的信任感就不一样。

  有一次我们在检查新村部大楼的工程建设,正在二层楼上,突然天下大雨,我赶紧往楼下走!此时,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撑过来一把伞。我问他贵姓,他说,“朱院长,我爷爷去世时,您老人家去下跪了。”这件事令我很感动。有一次,一位领导让我谈农村的感受,我讲起了此事,那位领导说,“你真诚地为他爷爷下跪,他就主动地为你送伞!”

  新京报:在工作中会挨骂受气吗?你会怎么办?

  朱有志:以前这种情况有过,现在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有次我们村正在举办“村民最听党的话”演讲会,有位村民刚从外地回来,因为一件琐事把村部的桌子给掀了。我们既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只能找一个熟悉他的人把他拉到一旁详细解释。当时有我带的几个博士生在旁,他们也哭笑不得,知道了我在农村工作的复杂和难处。

  2014年,我主导“开慧大道”立项。开工时,有些村民不理解,不仅反对还骂人,甚至有人背地里说“滚出开慧村!”但我继续为开慧大道的修建在省、市、县、乡、村来回跑,四处筹措资金,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实施自筹、自建、自用、自管,做了大量群众工作。

  2017年,长度3.8公里,连通开慧镇与弼时镇,打造杨开慧纪念馆、任弼时故居、缪伯英故居“三点一线”跨区域红色旅游干线的开慧大道开慧段正式通车。道路的拉通,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为发展红色旅游打通了交通“命脉”,来开慧村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更为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百姓找麻烦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感情疏远了,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憋了一肚子气。村干部缺乏与农民的交往、交流、交心、交谈,这就要理解、关心农民,找到我们工作的差距。

  说实话,现在很多农村缺乏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沟通机制。我们探索了一种方法就是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充分利用起来,他们是一支重要力量。老党员对党有感情、对村民有感情,对政策熟悉、对村民熟悉,有工作经验。同时,他们是长辈,也会受到尊重。遇到难题,连续上门去做工作,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最后都会很配合。

  干部联系群众,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找到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接点”。通过修路架桥、插秧打稻等方式交流感情,互相理解各自的难处。我们需要构建干部与群众交流思想、解决矛盾、加深感情的工作机制。

  新京报:作为老党员,与年轻村干部是如何交流磨合的?

  朱有志:我会教育他们工作方法。今天的村干部不是农民干部,而是农村干部,他们有知识有文化,需要加强理论学习,用理论武装头脑。每周六,我们开工作例会,研究、讨论工作,还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风雨无阻。

  有的干部会说,我们已经干得很好了。我说,你是开慧村的干部,就要比别人要求严一些、标准高一些。不要说过去怎么干的,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想想未来怎么办。我对年轻村干部提要求,同时要关心关爱年轻村干部,教育引导他们想办法做好群众工作。有时,我笑着说,“你们干得比别人好得多,但离党的要求差得远!”

 

朱有志与村民在田间交流

  谈坚持

  “不是因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对党的感情深,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新京报:看报道说你曾患食道癌。这些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朱有志:我们这一代人,长在红旗下,我的学术生命、我的政治生命都是共产党培育的。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从小家里很穷。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上不了大学,当不了省社科院院长。1985年,我患上了食道癌,是党组织出的钱给了各方面的条件给我治疗,挽救了我的自然生命。

  所以我说,我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自然生命都是党培育的、给予的、挽救的。我的“命”是和我们的党连在一起,我对党有着特殊的、真挚的感情。我退休婉拒了高薪聘请来做村官,不是因为我的境界高,而是我对党的感情深,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这不是讲官话,我也无须讲官话。我想用燃烧生命和生命中的时间和精力的方式,让人们在光亮中看到一个老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新京报:你曾告诫年轻人要“享受煎熬”,为什么?

  朱有志:现在我们的很多目标还达不到。比如乡村振兴需要30年来完成,我们完成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要铆定目标、克服困难、享受煎熬、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勇往直前。

  新京报:对比村官与厅官,你更喜欢那段经历?

  朱有志:无论是厅官还是村官,我都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集体的温暖、党的温暖。这些年我能做点事情,说明我还有用,党和人民还需要我。

  官当多大才算大啊?!之前当大官,现在当小官,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只要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是为党、为百姓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就很幸福。

  无论在什么岗位,千万不要高高在上,把自己当做官,这样你会很痛苦。始终要把自己当“战士”、做党的“螺丝钉”、做普通一“兵”。

  新京报:你今年70岁了,还会继续干下去吗?

  朱有志:这个问题,不止一个记者问过啦!我曾经说过,作为烈士家乡,开慧村的发展离党中央提出的“五大振兴”战略目标还差得远,现在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还好,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就继续干下去!

  图片来源:长沙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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