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一周年之际，半月谈记者来到粤浙鲁皖陕滇甘黑等东中西部8个省份，每个省选择1个县，每个县选择发展有差异的特色村、普通村、困难村蹲点采访，听取来自一线的盼望。

      半月谈记者在8省24个村蹲点调研发现，50岁以上的农民是农村居民中占比最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也是发展农业种植和养殖的主力。他们多以家庭为单位，自种自养，或通过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区委书记蔺红军认为，乡村振兴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目前，农村中普遍形成了以“中坚农民”+老年人的农村社会结构，“老人农业” 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存在。农业生产是这部分群体支持儿女进城和养老的主要保障。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现代化发展等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乡村振兴也不是村庄大兴大建，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应该是回应大多数农民的现实关切，满足农民对生产生活便利性的需求。

村民在地里劳作 刘永红 摄

      我国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有2.3亿户，全部或部分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农户不足40%。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都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式。

      陕西省留坝县马道镇沙坝村党支部书记余海兵，曾带着村民养殖竹鼠、娃娃鱼。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养殖失败，村民集资的36万元一年就亏损20多万元。他总结教训认为：“没有政府引导，小农户根本对接不了大市场。”

      黑龙江省庆安县致富乡永富村党支部书记冷有民认为，小农户的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环节过于分散，农民与企业的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多名受访基层干部建议，政府引导应通过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培育技术、把握市场，以此吸引小农户加入，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形、人均土地、经济发展程度、乡村治理结构差异显著。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现象，在西部、山区尤为突出。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副镇长王飞龙认为，边疆民族山区，观念不到位，农村排污等基础设施落后。农村人畜杂居现象突出，民族地区传统畜牧业没有规模，农村公路还需拓宽，村庄规划需要重新整合。要搞农业现代化，山区没有多少平地。要平整土地，项目又对生态有影响。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用省城的标准验收很难达标。乡村振兴的政策应当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并且要尊重、鼓励地方的首创精神，不断推动基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促进发展。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张银军认为，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央和各地要稳住乡村基本盘，坚决不能片面追求产业多元化发展，而忽视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

      为破解“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指导意见，让基层在处理粮食生产和产业发展上“有据可依”，扛稳粮食稳产保供的大旗。同时，要千方百计让种粮农民有利可图，其中突破口在于机械化推进、托管式跟进，可通过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对经营好、带动强、服务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奖补，鼓励其示范带动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产业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供给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夏桥镇党委书记庄辉说，一些地方农产品的产量不低，但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收入并不高，关键在于缺少后续加工环节。他建议，发挥致富带头人作用，鼓励乡村发展加工业，加大资金、技术等政策支持力度。振兴产业要把乡村基础设施提升上去，同时要在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上做好配套服务。

      山东省邹平市财政局农业农村股副股长路方杰建议，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机制，不断提升保障水平，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新农人在直播带货

      土地是困扰乡村产业发展壮大的一大难题，下一步需要切实“破题”。广东省英德市西牛镇小湾村人大代表工作站站长、原支部书记曾水先认为，从产业振兴来看，这些年最纠结的是农业设施用地，要搭建一个大棚都很难。英德市黄花镇引进粉蕉、水果玉米、豆角、桑芽菜4个产业，种植面积都超过1000亩，要搞一个冷库、包装车间、放农资的地方都没有；国家明明发文有5%的设施用地指标，但报上去不批。为了更好地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要在用地方面迎难而上，谋划破解之策。

      “宅基地改革应该扩大它的交易半径，增加它的开放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宅基地流转必须在本村集体拥有资格权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易半径过小，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与价格，也无法实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要求与目标。建议全国人大进一步授权，允许试点地方在交易、抵押、担保等方面深化探索，说不定有些地方就会闯出一条路来。

      当前，一批中青年人返乡扎根，打破家庭经营规模，流转耕地，探索规模化种植、养殖，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顶梁柱”、农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建议，大力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整合相关农村培训专项资金，培养一批较为稳定的本土农村人才，特别要鼓励大学生、复转军人回乡创业；将农口、科技口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与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考评、定级结合起来，使他们有上升空间，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供舞台与机会。

驻村规划师在传统村落调研

      在柔性招才引智方面，蔺红军建议，要借专家、企业家、帮扶干部等群体的“大脑”。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和乡村振兴发展要求，加大集聚金融服务、电子信息、农经管理、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人才资源，通过设立“候鸟型”专家工作站、创建协同创新基地等柔性机制，填补人才缺口。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合江、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半岗镇孔台村党支部书记孙方刚等认为，乡村产业、乡村文化都需要人才来振兴。应以地缘、利益、血缘、文化等为纽带，把与村庄有各种联系的相关方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去。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当前农村教育体系不完善、质量不高、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被迫进城的问题，让乡村人才愿回来、想回来。

      村干部是实施乡村治理的关键人。部分基层干部建议，为锤炼乡村治理能手，上级部门可在经济上、政治上多方发力，比如，多选拔优秀村干部到上级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任职，提高经济待遇，让基层干部“有奔头”。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姜卫红认为，现在乡镇领导班子中，学农业产业的、懂经济的少，下一步要适当放宽门槛，加大定向招录力度，吸引一些“一懂两爱”的干部，助力乡村治理。

      同时，要培育和提升农村党员引领群众的能力。榆河村曾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深度贫困村，这几年，脱贫攻坚的过程也是扶正压邪的过程。现在村里说怪话的少了，做好事的多了。老支书王义说，农村党组织建设，关键是教育党员、引领群众。农村红白喜事、大事小事，都有党员出来张罗。农村党员首先应是村里的志愿者、热心人。这样的人多了，吹灯拔蜡乱起哄的事自然就少了。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科员黄艳表示，维西县生态红线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53%，生态补偿转移力度和现实需求不匹配。维西县环保基础设施薄弱、历史欠账多、生态修复和保护压力较大，拟实施的维西县极小种群与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维西县澜沧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等项目无相关资金支持，资金缺口达5.7亿元。她希望，建立常态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横向生态补偿支持力度。

      同时，要探索生态与发展共赢模式。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通过草畜结合、产业链延伸等发展草产业，实现了在生态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一方面草产业为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等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减轻了黄河上游牧区饲草压力；另一方面，草产业可有效改善黄河上游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的局面。这种共赢模式可以在黄河上游地区大力推广。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统一思想，齐抓共管，方能真正见效。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杨丽聪表示，县里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涉及单位扩大到25个，但统筹协调有难度，对“三农”工作停留在以前的认知层面，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明确目标。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乡村振兴是个历史性任务，也是个长期任务，需要分阶段、分地区实施，中央可提出类似“两不愁三保障”的考核标准体系，从产业、人才、组织、文化、生态等振兴方面设定科学的指标，定期、不定期进行考评，让基层干部和群众找准目标和路径，共同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目前，一些发展得好的村，一定程度上都有在改革中突破有关制度的需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该鼓励基层主动改革。广东省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委会叶屋村小组前村小组长叶时，用3年时间完成了村集体土地的整合，将村民年人均收入提高到3万元，成果非常明显。

      推动改革再出发，是破解乡村振兴挑战的“金钥匙”。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落后的农村生产配套条件，以及农村民生保障短板等挑战。为解决这些挑战，我国应该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强产业融合的集约型村庄建设，坚持改善农村民生、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真正落实。

      （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