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俊伯，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罗震东，通信作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钱俭，浙江科技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已然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基于人的需求层级与城乡空间竞争力，构建微观层面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前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是人的核心需求，城市具有高竞争力，个体呈现出长期进城打工、短期回乡团聚的城镇化模式；传统互联网时代，城市空间垄断地位松动，流乡村出现，经济发展与家庭团聚需求在流乡村中得以同时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需求层级更为多元，时空压缩背景下城乡空间优势互补，城镇化载体更为丰富。通过对淘宝村精英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证，本文提出宜居宜业、能满足人不断拓展的多元需求的空间将会是未来的高竞争力空间。新型城镇化政策与城乡规划的制定应当围绕人的需求展开，从而获得人与空间可持续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既是城镇物质空间持续扩张的历程，也是乡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进而带来社会巨变的过程。这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成就巨大，不仅使城市建成环境和竞争力大幅提升，城乡之间诸多限制性制度障碍的破除更是使得城乡居民获得广泛的自由。当然，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如半城市化与过度城镇化同时存在、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与城市扩张等诸多问题。面对成就和问题，社会各界日益形成统一的认识，片面重视“物的城镇化”、基本忽视“人的城镇化”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必须尽快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了人是城镇化的核心。

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人的城镇化的相关研究。经济、社会、管理、城乡规划等不同学科纷纷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各具特色的探索。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本主义的城镇化研究。这类研究注重“以人为本”价值内涵方面的讨论，强调尊重人的本性，在城镇化中满足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此同时，强调人本价值观导向下的治理行为，如打破城乡壁垒、推动政府市场协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的市民化等。

    二是人口的城镇化研究。这类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的人口迁徙与经济发展、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是宏观的区域与总量层面的人口，因此涉及家庭、个体的城镇化需求与机制的研究较少。为了弥补宏观尺度研究的不足，近年来针对家庭真实意愿的城镇化研究逐渐增多。但总体而言，关于人的城镇化研究较少关注微观个体的城镇化意愿与路径，人的城镇化里的“人”是抽象的“人类”，是宏观的“人口”，而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

    与快速城镇化进程同步的技术变革从未停止脚步。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40年的技术变革中，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结构巨变的核心动力。移动互联网已经迅速覆盖中国城乡。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9.4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其中手机网民达到9.32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2%。其中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2.3%，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持续缩小，曾经为大众所担忧的城乡数字鸿沟正加速消弭。互联网技术对于城乡二元壁垒的瓦解，不仅促进信息、资本、人口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同时强力地变革着乡村城镇化的路径。线上销售模式的普及，以及更加多元化、低门槛、去中心化的平台与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大量数字乡村的浮现、转型与升级。而大众传媒方式的迅速改变使得传统线型传播结构变革为网状结构，以往得不到关注的诸多村镇开始成为网红村镇，吸引人流、资金流的聚集。信息技术影响经济、社会与城乡空间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能力与需求，进而彻底改变着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微观个体视角，探索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的空间选择逻辑与动力机制，并通过对典型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进行实证，期望为新时代制定更加合理有序的城镇化政策提供参考。

1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城镇化历程中无数个体的人在城乡空间中移动、停留、穿梭的过程，本质上是个体的需求与具有不同竞争力的各类空间相互适配的过程；人的需求的满足不仅是保障人类个体得以存活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无论是经典的马斯洛人类需求金字塔模型，还是马克思基于人的三重性提出的需求理论，都揭示了人的需求呈现层级结构这一常识；并且，人类需求满足的优先次序通常呈现由低层级到高层级发展的特征。

    人存在的本质决定着人的需求，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

    因此，人类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存在首先来自自然肉体的存在与生活需要，并同时受到个体的肉体组织与自然关系的制约。

    其次，“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依靠群体关系、在大大小小的多成员共同生活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存在，而其中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

    最后，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承担着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使命，最终完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对应于人的三重性需求构建城镇化中人的需求层级。

 

    人首先需要满足经济发展这一能保障自然存在的需求；再追求家庭团聚、乡愁情节等社会存在的需求；进而追求良好的生态环境、高质量的交流培训等自由存在层面的需求。城镇化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人类需求，必然需要与之相适配的空间来满足，大中城市、小城镇、乡村等差异化的空间在适配层级化的人类需求时具有相异的竞争力。传统空间竞争力的定义往往更关注空间对于人口、资金等要素的吸引能力，然而从供需关系出发，空间的竞争力更应该关注空间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通常，个体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城镇化空间的选择，与高优先级需求匹配的高竞争力空间将在决策中被优先考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无论人的需求还是空间的竞争力都因为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发生巨变。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刻地重塑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人”与“空间”。

    对于“人”，4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人的需求往更加多元、更高层级演化；

    对于“空间”，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时空压缩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空间的格局与竞争力同步发生着巨变。超大、特大城市凭借强大的规模效应，持续集聚要素形成巨大的空间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中小城市、镇和乡村空间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接入基于互联网的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个体人的多元需求提供更多维度的空间供给，同样具有一定的空间竞争力。

    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构成分析城镇化动力机制演化的基本框架。

    （二） 研究方法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的影响，笔者对互联网时代进行划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非常清晰，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随着搜狐等门户网站的兴起开始普及。进入21世纪，互联网被广泛认知并大规模应用，线上社交网络迅速扩展，而2003年淘宝、支付宝的上线揭开了互联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序幕。2008年以后，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移动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的基于个人电脑的互联网而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形态，2012年手机网民数量超过传统的电脑网民。基于科技发展的分期往往将1994年视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开端，而将2008年视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肇始。然而科技的发展与其被广泛认知并大规模应用之间常常存在时滞，简单地以新科技出现的时间作为分期依据往往不符合大众的感知，尤其在进行人的行为研究时会产生错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划分主要从社会学意义上展开，更侧重普通个体所能感知的科技应用并产生影响的时间，分期的目的在于呈现这一阶段典型的社会与时空特征，而不在于严格地界定时代的起始点。

    由此，前互联网时代指21世纪以前互联网尚未普遍为大众使用的时代；

    传统互联网时代指21世纪初到2012年左右的时间段，大众主要基于个人电脑连入互联网进行在线活动；

    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是2012年前后迄今，手机开始成为连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

    在分期的基础上，本文引入生命历程研究法进行实证研究。生命历程这一概念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及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生命历程研究法起源于芝加哥学派，认为人的发展与变化不仅源于个人的选择，更受社会性组织的互动、社会性结构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故而可通过长时间内个人的空间轨迹与角色的转变来分析人的空间行为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有别于传统研究所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生命历程法更注重对研究对象及亲友的深度访谈，从而达到“让研究对象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效果。作为典型的纵贯分析范式，生命历程研究法使用轨迹、转折点和持续期来描述事件的发生序列，强调生命事件的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结合，因而能较好地分析长期空间行为的演化历程及其与环境变化、个体基本特征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单个对象，对其生命历程进行纵贯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弥合传统城镇化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分隔，弥补“人的城镇化”研究中基于微观个体的研究的不足。需注意的是，该方法会因个体差异产生一定局限性。

    （三） 实证对象

    基于生命历程研究法，本文选取具有丰富人生经历的著名淘宝村带头人——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北山村的L先生作为研究对象。L先生生于1970年代初，初中未毕业就辍学进入城镇，在城乡之间摸爬滚打。在前互联网时代，他长期辗转漂泊于浙江的大小城镇，多次创业有得有失，始终未获得大的成功。在互联网时代，L先生回乡进行电子商务创业迅速取得成功，并带动乡邻共同创业，使北山村由贫困农业村转型为淘宝村。L先生的生命历程完整地经历了前互联网时代、传统互联网时代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不同的时代，其个体的城镇化历程与空间选择都具有典型性，其空间行为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足以反映不同时代个体人的普遍诉求与选择机制。基于对L先生的深度访谈和北山村的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和历史新闻报道，本文试图通过对L先生不同时代生命历程的呈现，揭示互联网时代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变化的特征与趋势，进而总结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化规律。

 

缙云县壶镇北山村

2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演化

    基于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演化分析框架，本文从时空格局与城乡结构、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以及人的城镇化选择3个方面阐述不同时代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化特征。

    （一） 前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大卫·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为诠释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提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以挑战传统的时空观念。时空压缩作为一项与人类文明相生相伴的现象，自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时便开始了。在前互联网时代，时空压缩的程度有限，地理上的空间距离以及相伴的时间距离依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时期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具有典型的中心化、单向层级化的特点。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信息传播机构庞大而高高在上，信息集中，受众被分化与控制，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有限。信息流往往是单向的、有限的流动。城乡之间呈现典型的向心结构，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占据着经济主导权，作为行政中心占据着管治支配权，作为信息生产中心占据着传播权。乡村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物资、人口、资金等要素都源源不断地流往城市。

    在前互联网时代，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大大推动城乡发展，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5年的1 577.7元，温饱问题初步解决，然而对于广大乡村居民而言，刚跨过温饱线只是解决了暂时的生存危机，不能满足真正的生存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需求始终排在需求满足优先序列的首位。而此时只有大中城市能够提供大量非农就业机会，满足广大乡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发展需求，因而是毫无疑问的高竞争力空间。进城打工成为大量农村人口的最优选择。然而大中城市对于城镇化人口而言，在家庭的整体迁居、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诸多门槛与壁垒，故而只可作为工作空间而非长期生活的空间。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团聚需求只能在乡村中短暂地得到满足。

    在前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选择有限，呈现出半城镇化特征，即长期进城务工、短期回乡团聚的“候鸟式”迁徙。经济发展需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团聚等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需求只能让位于经济发展需求。而乡村居民通过进城务工获得发展机遇的过程，也是无数家庭内部不同代际空间分隔的过程。这种家庭分隔的城镇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大量人口流失所导致的乡村衰败、留守老人赡养不足与留守儿童教育缺失等，让本已脆弱的乡村雪上加霜，失去活力的乡村没有未来。

    （二）传统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革命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加速时空压缩的进程。互联网大幅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截至2003年，中国互联网网站数达59.6万个，宽带用户达1 115.1万户，个人计算机、宽带网络走进千家万户，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的作用与地位被逐渐替代。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这种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自由传播挑战了嵌在社会组织机构中的权力关系。信息流不再是由高层到低层、由城市到乡村的单向层级式传播，传播权力下沉，传播的向度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的建设有效地促进了互联网新经济的扩张。截至2011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达8.49万km、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6 601 km，高铁客运量达28 552万人。交通流、物流同步爆发式增长，城乡时空格局发生巨变。向心型城乡格局开始向更多中心的城乡网络转变，而具有良好区位、资源的小城镇和乡村重新获得发展机遇，跃迁为城乡网络的新节点，这其中就包括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流乡村。截至2012年，淘宝网注册地在农村的网店数为163.26万个。人口、资金由城市向流乡村回流，生产建设活动开始在流乡村聚集，使得这些乡村逐渐摆脱资源净流出的“失血”状态，在城乡中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

    传统互联网时代仍处于中国城镇化加速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的加速扩张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而互联网革命则为人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互联网平台提供的虚拟市场对经济空间进行重新组织，大中城市经济部门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人的经济发展需求可以通过虚拟空间在更广阔的实体空间中完成。虚实空间的重新组合重塑流乡村的空间竞争力，更为低廉的地租与创业成本可满足更多个体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新的“离土不离乡”模式使得家庭团聚等社会性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更多要素的回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市在空间竞争力上的垄断性地位开始松动。

    经济需求与社会需求关系的重新权衡使得个体的城镇化选择更加多元，异地城镇化、本地城镇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就地城镇化同时存在。留在大中城市的打工者延续着候鸟式的异地城镇化模式，少数佼佼者脱颖而出实现身份转变，最终完成家庭整体的城镇化。在大中城市难以长久立足的打工者往往回到家乡所在城镇，利用此前积累的资金和技能创业或继续打工。县一级城镇进城门槛相对较低，大部分人也能实现家庭整体的城镇化。而互联网推动的就地城镇化则是更为彻底的自下而上的进程。外出打工的乡村居民带着在城市获得的资金、经验、技术与理念返回乡村，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就地推动产业发展和乡村城镇化，在家庭团聚的同时推动乡村走出衰败、走向现代化。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的大规模建设与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渗透的程度大幅提高。2019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 220亿GB，截至2020年中国手机网民达到9.32亿人，大量信息通过移动端收发，大大降低了实体空间的束缚，个体交流的自由度明显增加。传统互联网时代普遍担忧的城乡数字鸿沟开始消弭，时空压缩的趋势更加明显。与之相伴的是城乡网络结构的深化。随着传播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在前互联网时代与传统互联网时代得不到关注的中小城市、镇和乡村获得充分展示自身的渠道。至2020年底，抖音平台全国县城获赞数前10位中有4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快手平台上三农兴趣用户超2亿，三农主题短视频日均播放量6.5亿次。内生经济主导的淘宝村、镇与视觉景观主导的网红村、镇大量涌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进一步打破相对封闭的向心型城乡等级结构，凭借自身的生态优势、产业优势和文化优势，与城市形成更加互补交融的格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乡社会，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已使得人的需求发生改变。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 02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13 327.7元。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需求日益呈现高层级与多元化的特点。尤其在流乡村中，当经济发展与家庭团聚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以后，更高层级的需求凸显，如乡村生态环境改善、自我的提高与完善、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等。个人需求优先次序变化的同时，城乡不同空间的竞争力也持续改变。一方面，大中城市凭借强大的规模集聚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个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满足方面始终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流乡村、流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空间竞争力显著提升，不仅是乡镇经济的重要补充，甚至成为县域经济的亮点和支撑。尤其随着人们对更加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拥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稳定和谐社会关系的新乡村人居环境，无疑具有更强的空间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无法扭转要素净流出状况的普通乡村则面临空间竞争力加速丧失的困境，成为乡村收缩的主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的城镇化选择更为多样和自由的时代。人口流动更为高频，城镇化载体更加丰富，宽谱系的多元城镇化模式日益浮现。大中小城市、镇与乡村都是能够满足个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不同竞争力的空间载体，它们所构成的城乡体系不再是要素单向流动的等级体系，而是多向度自由流动的多中心网络体系。城镇化载体的增多同时意味着人的城镇化选择更多，空间流动的自由度更大。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功能高度互补成为个体在城乡之间高频流动的本质推动力。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则为个体的高频流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乡村居民将更加频繁地穿梭于城乡之间，以实现个人的更全面发展。

3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证

    对应于3个时代下人的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演化分析，本文关于实证对象的个体生命历程论述也从3个时代展开，并将个体历程与总体特征进行对照分析。

 

北山村的北山狼

    （一）前互联网时代：进城漂泊的“烧饼郎”

    1981年，改革开放肇始，浙江省丽水地区在这一年全面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缙云县北山村的村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浙中地区经商致富的传统、乡村过剩的劳动力和稀缺的耕地开始共同促使青年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谋求发展。如果错失了升学、参军等进入城镇的机会，退出农业生产后进入城镇谋生，最好掌握一门技艺。对于北山村的年轻人，做缙云烧饼是最普遍和实用的技艺，技术娴熟者足以在城镇安身立命。L先生的城镇化经历就是从学习做烧饼开始的。初中辍学的他于1989年进入壶镇饭店刻苦学习缙云烧饼的制作工艺，一年后依靠亲友的资助在邻近的金华市永康县摆起第一个烧饼摊，就此开启辗转城乡的生命历程。两年后，L先生转战杭州市桐庐县，很快凭借良好的手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1990年代初短暂的回乡办厂失败后，L先生重拾烧饼摊，开始在浙江大小城市的漂泊历程。先于1993年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开烧饼店，用3年时间还清办厂所欠债务，然后转至浙江省东阳市开烧饼店。1996年因家庭原因，L先生重新回到壶镇，并在镇区开设书店。经营3年后，L先生与妻子关掉书店前往杭州市闯荡，依然从事自己最为熟悉的餐饮行业。餐饮行业经营中的一些不愉快经历让他们于2001年离开杭州，回到丽水市区从事糕点行业。超前的品牌意识与优质产品使他的“L记月饼”很快在当地打开市场，赢得口碑。

 

    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在大小城市的辗转漂泊是L先生城镇化的第一个阶段。与诸多乡村青年一样，经济发展为L先生的核心需求。在杭州、丽水等大中城市具有强大空间竞争力的同时，诸如北山村这样缺乏资源、区位偏远的乡村难以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与创业机遇，而大量年轻人的持续流失反过来加速乡村的衰败。但进城门槛较高的大中城市难以实现其家庭整体的城镇化，故而这一阶段呈现为典型的候鸟式城镇化。十多年的历程虽然并未让L先生真正落脚城市，但个体意识与观念的城镇化已然完成。这一阶段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培养的市场敏锐度都为他日后的成功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传统互联网时代：回乡创业的带头人

    2004年，L先生结束长期在外漂泊的生活，决定返乡从事稀有金属收购业务。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的淘宝网广告引起了L先生的注意，2005年他首先在壶镇报名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习电脑操作，同时开始在网络上发布收购稀有金属的信息，以验证互联网是否能做生意挣到钱。第一笔生意的成交坚定了L先生通过互联网创业的决心。2006年他开始在北山村开设淘宝店，售卖户外用品。刚开始的生意格外艰难，前3个星期网店无人问津。当时个人电脑与互联网尚未在乡村普及，周边的亲朋好友误以为L先生是“在外面干不下去躲在家里玩游戏”。3个月后，L先生的网店终于迎来第一单生意，从此走上正轨。由于乡村产业用地稀缺，难以吸引专业化人才，2008年L先生带领团队进驻离北山村不到4 km的壶镇工业园，并开始步入品牌化道路。2009年品牌入驻天猫，2010年品牌作为20家首次入驻天猫的国产品牌之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行业标杆。随着网店生意兴隆，亲朋好友纷纷请求L先生传授电商经验。L先生将开网店做电商的知识倾囊相授，并指导实战操作。从2006年到2010年，在L先生的积极带动下，北山村村民网上创业热潮高涨，网店数量不断增长，迅速形成网上户外用品销售集群。乡村人口开始回流，尤其是不断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成为北山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一阶段，被互联网赋能的北山村空间竞争力明显提升，已然能够同时满足返乡青年的经济发展需求与家庭团聚需求。随着人员、资金等各项要素的回流，北山村也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和自上而下的支持与投入。2013年，北山村入选丽水市第一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和首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电子商务与美丽乡村相互促进，北山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往返城乡的社会精英

    在个体的城镇化历程中，L先生的角色不断变化。由前互联网时代的村民、城镇的个体创业者，到互联网时代的淘宝卖家、乡村致富带头人，再到地方行业协会会长、社会活动组织者等，L先生不断穿梭于城乡的历程，同时也是他的经验、技能和责任改变的历程。2012年，缙云县成立电子商务协会，L先生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其间积极组织业务培训，协调理事会与政府的工作，提升当地网商氛围，组织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任。2014年L先生成功申报丽水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电子商务技能攻关、传艺、研发和交流。

    新的身份需要新的空间和场所。虽然交流培训、政府对接、商业洽谈等线下活动大多需要在城市中完成，但流乡村与流城镇依然拥有空间竞争力。得益于发达的通信技术与快速交通基础设施，L先生更加高频地往返于城乡之间。有别于前互联网时代长周期的半城镇化模式，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的城镇化更加高频，也更加动态。L先生表示几乎每两周就要外出离开壶镇一次。丽水市政府曾希望L先生的团队迁至丽水市区的产业园，从而获得更好的配套服务，但是他坚持留在壶镇。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乡镇的生态环境远好于大中城市；二是L先生有强烈的乡愁情结。显然，生态良好、承载着亲情与乡愁的流乡村与流城镇可以成为草根精英的城镇化选择。

4结论与讨论

    人的城镇化选择源于人的需求与空间竞争力之间的持续互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变着人的需求，也重塑了空间的竞争力。基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联网时代人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从微观个体出发，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人的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在前互联网时代，城乡之间呈现要素单向流动的向心型结构，城市是满足个体人经济发展需求的主要空间，具有天然的高竞争力，家庭团聚这一社会性需求往往被牺牲。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城乡要素对流得以发生，获得互联网赋能的流乡村开始涌现，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需求日益多元，生态环境、乡愁情结、自我完善等高层级需求凸显，人的流动更为高频，城镇化载体更加丰富，宽谱系的多元城镇化模式日益浮现。

    基于个体的视角，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中小城市、镇与乡村都是具有各自竞争力的空间，更加协调、融合的发展将增加人的城镇化选择自由，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通过理论演绎和个体生命历程实证，研究回答了什么是城镇化下半程中的“未来空间”——宜居宜业，能满足人不断拓展的多元需求的空间将会是未来的高竞争力空间。单一经济发展导向的或者以技术为噱头的“未来乡村”“未来城市”都无法保持长久的空间竞争力。人是城镇化的核心，人的自由、自愿聚集，是经济、社会、科技创新的基础。正如《礼记•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此新型城镇化政策制定不能继续基于经济和效率的单一判断，应当首先基于人的真实合理需求，旨在促进人的发展和自由。当家庭聚合、生态环境、乡愁情结、自我完善等非经济需求得到充分重视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就真正走上健康可持续的道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