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这么一段话：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杜绝‘村霸’等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侵蚀。”
“村霸”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既说明了“村霸”问题威胁村民安全和发展的严峻性，也反映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解决“村霸”问题的坚定决心。
说“村霸”问题严峻不是危言耸听。近来曝光的两个“村霸”足以说明问题。
福建省莆田市善乡村党支部书记郑金星，为了退休后能“垂帘听政”，将犯有前科的弟弟郑金西锁定为“接班人”，在其“操办”下，郑金西成为了预备党员；又通过操纵“选举”，把郑金西送上了村委会副主任兼治保主任、土地协管员的村内“二号人物”位置。此外，他还授意郑金西开水泥店，利用职务之便，打压竞争对手，以次充好，做起垄断生意……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赤裸裸”的“村霸”放的都是明枪，“笑面虎”式的“村霸”，把你卖了还能让你替他数钱。
也是近日曝光的消息——
长沙市天心区牛角塘的村支书朱拉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行为被移送司法机关继续调查。他的罪状包括但不限于操控基层换届选举，把村子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大肆侵吞集体财产，“小官巨贪”……
一些村民对此感到震惊，很多村民听到“朱拉练”的名字时，还会为其竖起大拇指。如果不是出事，当地很多人还被这个“非典型村霸”蒙在鼓里。
一明一暗，“村霸”的样子千变万化，但本质上却万变不离其宗——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吃拿卡要、称霸一方，过“土皇上”日子。过去说“村霸”，主要指“官霸”和“民霸”，随着法治社会建设，“民霸”逐渐少了，但“官霸”的问题却不容乐观。
河北省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原村支书孟玲芬对村民生孩子、结婚、盖房等日常生活都要进行“罚款”，乱罚款成了她管理村务的“绝招”，被人称为“最牛”村主任；河南省舞阳县澧河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国横行乡里，在村里“两委”干部会上公然把人打伤，还威逼村民给其磕头，在村里号称“万岁”；北京市密云区的王晓雷只有初中文化，靠盗采砂石发家的他，为了当选村委会主任，直接采取非法贿选，并用恐吓等手段威胁村民……
前不久，一篇“狠人治村”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现实中，一些村干部，面对难缠的人和事，为了促进村里发展，有时会采取一些狠招，恩威并施。有的村干部为达目的，明知违法违规，还是不择手段，采取打折腿、点燃车等暴力方式。狠着狠着，就变成了“村霸”。
令行不止、有法不依，法律法规和制度显然对“村霸”起不到作用。这关键在于监督法规本身的执法者就是村干部自己，例如，罢免村委会成员的村民会议由村委会召开，想靠自己罢免自己，这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出现的情况是“灯下黑”。
这种“灯下黑”生存在当地村党支部、村委会和乡镇及上级部门监管重叠的地方，这些监管重叠留下了监督空白，这种状态与“手表定律”是吻合的，当同一个组织由不同的机构管理，这个组织就会无所适从。当各方都认为应该有人去管，而实际上则处于监督管理的真空状态。
因乡镇所辖范围较大，在人力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乡镇干部对辖区内的乡村治理往往有力所不及之处。所以，乡镇干部对所辖村的治理和各项工作的落实比较依赖村干部，这也给了村干部更大的权利和放任。特别是在过去征缴农业税的历史中，一些乡镇干部尝到了“能人治村”的甜头，这种乡镇选举“能人”的倾向和惯例也给“村霸”当干部留下了土壤。
伴随着村民自治开始，农村经济增长还在走粗放型增长道路，这种模式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随着城镇化推动农村土地价格飙升，以及国家对农村增加如低保户、危房改造、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的补助款投入后，让不受管束的村干部权力遇到了与日激增的财富，发生“霸财”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在上文郑金星的案例中，相比于贪恋权力，郑更看重的是村干部手中权力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在权力和金钱的加持下，原本应该作为公平守护者的村干部变成了不公的制造者，从而异化为“村霸”。这种不公平也加剧了相对贫穷的农村内部贫富分化，成为农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个诱因。
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结果就是加剧村民之间的财力差距，而财力占优的一方则会利用这种优势巩固权力，从而捞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让权力和财富陷入一种“恶性互助”。对于财力相当的两方，则会为争夺权力而竞争，甚至出现暴力冲突，这也是村民自治后，被取缔的宗族势力“死灰复燃”的原因。当财富让基层选举沦为金钱游戏，暴力让村民自治沦为夺权闹剧，村干部变成“村霸”也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治理“村霸”只从经济角度去考虑，以为只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村霸”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但从目前种种现状和现象来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
乡村，处于我国基层社会的一个“神经末端”。从“村霸”问题来看，基层善治仍有不少难题待解。村干部异化为“村霸”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是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蕴含在出现问题的过程和漏洞中，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只有在历史发展中才能彻底解决。
增强乡村治理能力，最终还是要靠一套科学完整的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让更多群众发挥参与治理的主体作用。
文章原标题《一号文件剑指“村霸”，清除这个农村毒瘤难在哪？》，中国农村网对文章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