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要面临走什么道路的选择。道路的探寻关乎全局，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找民族复兴的具体道路前仆后继，历经曲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揭开了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崭新篇章，道路探寻中收获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是激励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长篇电视连续剧《寻路》就是这寻路之旅和寻路精神的最新审美呈现。30年来，对于从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寻路历程，虽已有多部重大题材影视剧作出过各有侧重的艺术再现，但这次《寻路》的播出还是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和精神震撼。原因在哪里？或者说，《寻路》在相近题材创作中的最大突破是什么？我以为，根本原因是该剧创作者自觉站在当代思维的高度，对寻路之旅作出了新的精神发现与艺术概括，有力地激发了历史经验与时代需求的共鸣。

　　不是一般地再现大革命失败后的寻路历程，而是紧紧抓住能否突破“国际共运”已有的具体革命经验这个争论的焦点，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尺度去重新审视、发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探寻的艰难和意义，从哲学层面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精神联系。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的国家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各国共产党人共同的革命目标。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走的都是中心城市暴动之路，国际共运史上只有这一种具体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寻路中应如何对待这种经验？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寻路》的高明就在于它通过真实地再现历史，集中而又尖锐地揭示：那些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到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为什么长期抱着中心城市暴动的做法不放？为什么在“八一”起义失败之后又发动广州起义，接着又命令朱毛红军去打长沙打南昌打武汉，这些都失败以后，他们自己又要在上海和南京搞暴动？除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入了解，更深刻的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把只适用于某些欧洲国家的经验当成了绝对律令。毛泽东为什么能独立提出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当然与他对中国社会有深入认识并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方法论上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农村包围城市”的探寻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也给国际共运开创了新的经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一部《寻路》生动地告诉观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寻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要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推而言之，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实践中去探寻和创造。外国的经验再好，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不管是谁，背离了这一条，就要走弯路，就要吃苦头。

　　在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之路的探寻是世界历史的伟大创举的基础上，该片没有回避一些领袖人物在寻路中的缺点和错误、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分歧和碰撞，反而通过对这些缺点和错误、矛盾和冲突的真实而又智慧的描写，对寻路之旅即中国共产党人成长之旅的内涵和领袖人物人格魅力的形成都作出了新的发现。

　　比如，第一次用平行蒙太奇的叙事，再现同样英勇的中心城市暴动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以农村为根据地斗争的节节胜利，在对比中揭示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强大生命力。特别是接近结尾处的对比，一方面是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另一方面是指挥攻打大城市的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再也无法立足，要分批撤到中央苏区的农村根据地来，更有力地反衬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是最好的学习。又如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在建军思想上的分歧和他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落选、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尤其是在宁都会议上撤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一直是重大题材创作中的难点，许多作品常常是绕道走或用画外音一带而过。《寻路》却迎难而上，由于把握住了共同革命目标下的认识分歧这个冲突本质，它直面矛盾的形象描写不仅揭秘了历史，而且把难点变成了深化主题和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亮点，给观众呈现了更有新鲜感又更接近历史本来面貌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艺术形象。

　　寻路之旅充满未知与艰险，中国革命道路的探寻除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还必须以真正的革命信仰的坚守为支撑，前进的路是用先行者的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寻路》的又一个突出成就，是通过对党员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中革命烈士和叛徒形象的成功刻画，对坚守革命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巨大精神力量作出了新的深度发掘。

　　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被具体描写到的烈士有卢德铭、王尔琢、黄公略、宛希先、王兴亚等，叛徒有余洒度、苏先俊、袁崇全、陈皓、龚楚等；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方面，被具体描写到的烈士有蔡和森、罗亦农、恽代英、赵世炎、彭湃、杨殷、张太雷、郭亮、陈延年、陈乔年、周文雍和陈铁军等，叛徒有何家兴、贺稚华、白鑫、唐虞、尤崇新、张克云、顾顺章、向忠发等。在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第一次有一部作品集中写了党员队伍包括高层领导中这么多的人物，而且写得如此真实又令人震撼。因为把献身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标视作最高荣耀，周文雍和陈铁军毅然宣布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婚礼，让敌人的枪声作自己婚礼的礼炮！因为视革命信仰的坚守、革命道路的寻找高过自己的生命，蔡和森被敌人用5个大铁钉钉在墙上时还大声怒斥叛徒，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相反，因为追求腐朽生活方式，革命信仰丧失，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前就已给蒋介石写好了效忠信，叛变后成了捕杀共产党人的恶魔。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尚未用刑，他就立即出卖党的机密以求饶，并领人去抓捕曾多次保护过他的周恩来。坚守革命信仰，虽死犹生；当了叛徒，虽生犹死。剧中这一幕幕历史的真实再现，这一次次崇高与卑鄙的强烈对比，在艺术感染力上产生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叠加效应，让观众不仅重新审视革命信仰的崇高意味，而且会自然联想到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何等的重要。

　　与思想内容上的这些新发掘相呼应，该片二度创作中起用有潜质的青年演员饰演毛泽东和其他领袖形象，加快台词、动作和整个叙事节奏，也都给史诗品格的追求带来了新的气象。局部的遗憾还是有的，次要演员的形象、表演与角色要求尚有差距，某些情节的戏剧化程度还不够高。当然，这也给今后进一步修改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