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35年后，44%的耕地重新集中流转　　

小岗村，改变静悄悄

本报记者钱伟摄

　　35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35年后，小岗村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后对外发包，流转总面积达8400多亩，占可耕地面积的44%。

　　起初，土地集中发包还被部分大包干带头人认为是重走回头路。探究起来就会发现，尽管这与“包产到户”形式上相悖，但并未触动当初那场改革的一个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权。“先分再合”的内在追求也一脉相承，前者是为了温饱，后者是为了进一步致富。

　　小岗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30多年后，小岗村仍不富裕。当年的农民都指望那一点土地收益，如今的农村却面临“空心化”的尴尬，很多农民在土地之外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收益。也就是说，小岗村的变化，是农村发生人口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土地经营权的自然让渡。

　　和当年比，没变的一点是：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好的保障。因此，哪怕是农民自愿的土地流转，也不宜把步子迈得过大。有“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能否再次把准农村发展的脉搏？请看本报记者来自安徽小岗村的调研。

　　——编者

　　农民为啥不愿自己种？

　　种地富不了，流转更划算，还解放了劳动力

　　初入小岗，可见标志性的“凤阳县小岗村”牌楼，向里走，便是正在施工中的商业街，“大包干超市”、“大包干农家菜馆”字样的店面招牌随处可见。“眼瞅着华西村、南街村都富起来了，小岗却变化不大。饿是饿不着，但也富不了，农民生活一直没太大改善。”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叹息道。的确，除了这条为红色旅游而兴建的商业街，小岗与周边的村庄比起来并无特别之处。

　　从1978年开始，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了30来年。“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种地只解决了温饱，发不了财。”严金昌很是感慨，“大伙辛勤劳动了几十年，也没能富起来。为什么城里人没有种地，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们好？”

　　在小岗，人均可耕地面积达5亩，与全国户均7亩的耕作面积相比，数量已是相当充裕。村党委第一书记丁俊告诉记者，小岗村的气候条件不好，易旱易涝，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能够旱涝保收。生产的基础设施差，这些年粮食的产量和价格一直没有重大突破,才导致了“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尴尬局面。

　　严金昌给记者算了笔账，家中有35亩地，如果种上小麦、水稻或黑豆，一亩收成在700元—800元之间，遇到天灾、虫灾收成更低。而把土地转出去，按照合同价最初是一年500元/亩，这两年按照700斤粮食价格计算，2011年是750元/亩，2012年是875元/亩。相比之下，种粮并不划算。除了留足口粮地，家里其余的都转了出去。“不是不想种，实在是种地不赚钱。土地转了，家里的劳动力都解放了，还能干点别的，搁谁都愿意呢！”严金昌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自己如今帮儿子打理金昌食府，一年收入十几万不成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在外读书就是去打工了，基本不在村里，光靠老人种地可不行。”关友江道出现实的困境，“还不如把土地租出去，收益有保障。”

　　小岗村的可耕土地面积有1.9万亩，目前已流转的有8400多亩。小杨村民组的杨文辉，今年67岁了。“家里有24亩地，都种着小麦，一亩都没租。”杨文辉说，虽然很愿意流转，但自家的20多亩地分了20来块儿，又不在规划区内，想租没人要，只好一直种着。

　　在小岗，土地流转并不是最近才兴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农民自发把地转了出去，个人有协议或只是口头约定；也有的出去打工了为防抛荒，把土地给亲戚邻居，每年收回点粮食。从形式上来说，小岗村如今的土地流转，已走向规范化。村民先和村集体成立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签合同，公司再代表村民和企业签约。严金昌拿出一份2009年和村里签的流转合同，上面有村集体的公章和村民的红手印，其中注明了租期为10年，价格参照小岗村指导价，用途为建设高产有机水稻产业园。“流转是村里牵头的，合同也是统一签的，有什么事直接找村委会解决，还挺放心。如今租了4年，也没遇上什么纠纷。”严金昌说。

　　土地流转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当初。最近的一次土地流转，是村委会从13个自然村、329户农民手中流转来4300亩土地，目前租赁合同已签订，租期到2027年。这些土地都已被平整为高标准农田，未来会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经营。目前，村集体正在为这些地找“婆家”，已有一些农垦企业前来洽谈，但还没有最终敲定。

　　谁在打理土地？

　　合作社和涉农企业规模化经营，不吃大锅饭

　　据统计，除去正在找“婆家”的4300亩，小岗村还有2000亩左右土地流转给了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黑豆合作社、优质稻合作社、黑五类合作社、葡萄合作社、甜叶菊合作社等；另外2000多亩流转给了农业产业化企业，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畜禽养殖。

　　杨玉兵是甜叶菊合作社的社长。他看上去40来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我家有兄弟姐妹4个，都出去打工了，所以我把家里的80多亩地都拿过来种了甜叶菊，一年赚30万元不成问题，去年分红还有1万多块。”杨玉兵很满足。甜叶菊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有80多家农户参与，共流转了土地300多亩，杨玉兵占股80%。为了规避风险，合作社还跟明光市的一家企业签订了协议合同，保底的收购价是11元/公斤。除去人工、化肥、农药和土地租金等费用，按这几年的收购价16元/公斤算，每亩地的净收益有4000多元。

　　有了农业合作社，农民赚得多，积极性也高了。但难免会有人质疑，搞合作社不是回到1978年以前了吗？严金昌并不这么看：“过去搞合作社，那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时间久了，农民没了积极性。而如今的合作社，是把农民组织起来，选择一个好品种，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统一购买肥料、机械化耕作，统一销售，按比分红。你算算看，化肥统一购买，能便宜十几块。统一销售，卖的价格又高，比一家一户单种赚多了。自始至终家庭的土地承包权也没变。”

　　相对于合作社，涉农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金小岗公司从小岗村流转了700亩土地，加上邻近的梨园村，一共流转了1300亩种植大樱桃和蓝莓。据项目负责人姜汉昌介绍，大樱桃和蓝莓的前期投入较大，但销售价格高，市场需求量大，这几十年不愁销。以樱桃树为例，一亩地栽樱桃树能种上68棵左右，按照每棵树20—30斤的收成，纯收入能有2万多。如果种蓝莓，收益可达3万元。企业签订的合同租期到2027年，“既然租了土地，就打算长期干下去，等租期结束了还会续签。如果只种个十来年，前期投入那么大，肯定是不划算呢！村里人能来这儿做工，也很乐意。比如工地上招的保安，就是当地人，一月工资也有1200元呢！”姜汉昌说。

　　在村里，也有村民之间相互流转土地的现象。1981年出生的杨越岭是地道的小岗人，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的一家台资企业打工，2009年回到了小岗养羊。由于读大学时户口转成了非农，他在小岗也就没了土地。回来后，他在小岗和周边的村庄盘了110亩地，种上草和玉米喂羊。由于是当地人，村民很信任，所以不少人直接和他签了合同，去年他付给小岗村民的土地租金是749元/亩。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养山羊的成本主要来自地租、饲草料、人工和羊苗，一年的花费能控制在10万元以内，去年280只羊出栏，按照一只900元的价格，卖了大概25万元，净赚15万。如果自繁自养，收入还会更多。“如今市场行情这么好，山羊销路肯定不愁，租金我完全付得起，村里人也相信我。”杨越岭说。

　　拿什么保障农民权益？

　　土地颁证确权，制度约束防范非农化经营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而在小岗，流转的土地面积已接近一半，且大部分土地租期都在10年以上。

　　土地流转了，农民能致富吗？“转出土地的农民每年都能得到一定的流转费用，这个费用和种田收入基本相当甚至高于种田收入，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说，“但这个收入和致富差得很远。流转土地后，农民可以从事工商业生产或者外出打工、创业，这些都可以成为致富途径。国家应该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给他们更多创业、就业的机会。”

　　农户土地流转后经过统一平整，已成为高标准农田，原有的位置和模样已经发生变化，如何避免未来发生纠纷？“土地需要确权，村民对这事很上心。每家每户的测量面积都要公示，不满意的再跟村委会协商。”据关友江介绍，全村土地测绘、公示、确认登记已结束，计划在5、6月份发证。记者拿到一张土地确权图表，上面清楚显示了每一户农民的土地位置、形状、面积。据参与测量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卫星专业测绘，数据相当精确，每户的方位图和亩数一目了然。

　　在小岗，流转给工商企业的土地占很大比重，如何保证这部分土地不改变农业用途？企业流转土地规模较大的情况在滁州普遍存在,比如在全椒县的八波村,主营农业生产资料的辉隆集团在当地流转的耕地面积达1.7万亩。如果这些土地被恶意改变用途，将会给农业和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害。为了防患于未然，滁州市对此有统一规定。据滁州市委书记江山介绍，工商资本进入要遵循土地流转程序，必须从事规模农业，种植内容、租期、租金价格等重要信息必须在合同中体现，流转后建档作为凭证。一旦有改变用途的倾向，政府会进行干预。“工商资本不能和农民私下交易，否则农民没有得到保护就没有安全感。”江山说。

　　“在小岗，种什么、怎么种村里不加干涉。但必须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必须发展农业。”关友江对这一点很明确。从目前来看，当地现有的农垦企业外来的多，本地的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多，种粮的少。从农业种植的比较收益来看，种小麦每亩的收益在700—800元之间，种甜叶菊的收益在4000元左右，种大樱桃和蓝莓的收益则能到2万元以上。显然后者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如果是家庭种植经济作物，也许还存在技术门槛。而对于企业来说，有能力进行试验后统一技术指导培训，技术上完全不成问题，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也就不足为怪了。“企业会按照市场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粮食安全不是企业的责任。”孔祥智说，要保障粮食安全，国家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倾斜。